懒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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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俺家豆包写的一篇小文，我这里只是转载一下，因为大部分的意见我都比较认同。

声明：本文属于学术探讨，欢迎大家以学术角度参与讨论。相对直接的爱国言论，此文煽动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但也算为类似经济行为寻找到正向经济理论根据。感谢老婆Amy对我整理思路的大力支持，感谢邵禹提供的重要信息。

前言：近日相关的讨论很多，本人是支持这项活动的，并将身体力行，不再去家乐福。看到大家高涨的爱国热情，内心澎湃的同时，也做了些深刻思考。此事看待的角度当然很多，这样有利于还原事件的立体感，给公众全方位的启示。本文将抛开个人感情因素，试图运用经济原理及国际政治关系，分析类似经济活动的本质、成因及效果。并努力建立一个框架模型来解释当代中国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联系与政治策略间的互动关系。

正文：

法国不友好的言论最近频频见诸媒体。多奇怪的一件事啊，原本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且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国度，为何突然变脸？前年的中法友好年刚刚在欢笑声中落幕，怎么转眼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和谐的口水战？

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在这次事件中凸现了其魅力。我们在大声疾呼“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经典论断的同时，是否应该努力拨开迷雾，寻求其内在经济规律，为我所用？

当我们放眼国家经济政治关系复杂的现象时，不难发现其中会涉及三个主体：普通公众、企业公民与政府。让我们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稍作解释，便于接下来的讨论。

普通公众：分散的群体，通常状态下无明确政治企图与权力主张。学历、背景、思维方式均具有独立个体特质。

企业公民：国家财富集中创造的体现者，一方面其产品为公众消费，改善公众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国家上缴可观利税，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因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在一定诱因下可能谋求政治主张，以保证国家政策朝自身利益方向发展。

政府：由公众选举产生，并接受企业公民的资金支持。其产生方式决定其必须代表公众政治要求。但由于公众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必须同时具有独立思考决策能力，以权衡公众不同的需求，这种情况导致政府政策的制定往往比普通公众的意愿更具有前瞻性、整体性与引导性。

抵制他国产品的行为，本质上来讲，属于A国普通公众向B国政府表达政治主张的非暴力经济手段。该手段会在参与人数众多时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放大其政治效果。但持续周期一般较短，在政治环境诱因变动下，可能周期性发生。

从定义上看，该行为属于社会公众自发性行为，且必须在形成规模时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持续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

从成因上看，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对等性，使A国普通公众无法实现与B国政府直接对话。此时作为消费者的A国公众，可以通过拒绝购买B国企业在A国生产、销售的产品，来对B国企业施加压力；在销售下降，营销成本增加的情况下，B国企业往往会选择游说本国政府，进而改变其对A国的国际政策，从而间接实现了A国公众与B国政府的对话，表达了自身的政治主张。

这次法国支持脏读事件，国人群情激愤，纷纷发表言论，以法资企业家乐福为对象，准备开展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抵制运动（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反美反日的抵制行动，但对法国还是第一次）。现在看来是极具可行性的。首先，国人普通公众不具备与法国政府直接对话的条件，其次作为流通性企业的家乐福，销售是其利润来源的生命线，即使是短时期的抵制，也会对其造成足够的压力。在压力增大到一定阶段，必然其作为企业公民游说法国政府、议会，从而促进其改变对华策略。只要满足参与人数众多这个条件，效果将会十分明显。

但这种经济抵制行为是否在对待任何国家上都能奏效呢？这需要看A、B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这一影响因子。

我们把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状况简单分为3种情况：

1.两国经济贸易有一定相互依存度，并互为较大潜在市场拓展国家；

2.两国经济贸易相互高度依存，互为主要经济贸易国家；

3.两国经济贸易相对独立，无太多经济往来。

让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情况。A、B两国相互经济贸易总量可能不会很大，但彼此看好未来市场上升空间。当A国发生针对B国企业产品的抵制行为时，即使持续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也会对企业在A国已有的市场占有率造成重大影响。此时企业在即不愿销售利润受到影响，也不愿失去未来巨大潜在市场的诱因下，必然会加入游说本国政府改变政策的队伍中。中法贸易关系及家乐福目前在国内的尴尬地位正好与此种情形类似。

跨国企业在对他国进行海外投资时，最不愿承担的就是政治风险。往往我们会发现，在抵制运动发生的初期，B国在A国企业会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在A国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这种积极的自救行为可以在第一时间尽量改变自身在A国的公众的形象，博取国际同情，为自己进一步游说本国政府或改变投资策略争取时间。（有趣的是，在我构建我的经济模型的初期，我就预测家乐福会在一周内发表类似的声明，没想到预测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看到了家乐福关于不支持脏毒团体的声明。）

我们将会看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一段时间后，B国公众会在本国发起一场针锋相对抵制A国产品的运动。

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取决于两国政府的态度，最终，我们往往看到成熟的政府会选择一种折中的策略：一方面，双方会不断指责对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及公众的不冷静态度，以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措辞又绝对不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对方政府——他国公众在其国家的合法代言人，以便为事件平息后迅速弥合创伤，继续开发对方市场留条后路。（看看目前中法两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和媒体的言论，以上的理论可以得到印证。）

此时公众的态度表现为强势，企业公民态度表现为弱势，政府政策体现强势弱势共存的多重性特点。

最终（我的大胆预测，希望未来得到验证），少有的经济依存度将起决定性作用。对他国依存度越高的国家，越处于劣势。就像中法，中国人可以去其他超市而不去家乐福，法国的奢侈品也可以不买，这对公众正常生活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法国是没办法做到完全抵制中国产品，甚至有网友半开玩笑说除非法国人都不穿衣服光着身子。

但是不是经济抵制对所有国家都奏效呢？让我们想想前几年有人号召的抵制日货、美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人说国人不够团结，骨气不硬。但我还是想从经济理论方面一探究竟。

当两个国家经济依存度较高时，具有短时效应的经济抵制运动很难对巨大的贸易总量产生影响。由于企业对自身在他国庞大市场占有率的自信，使得企业不惧怕这种短期的抵制，并更倾向于相信并怂恿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平息风波。（想想这些年我们越是抵制日美的东西，他们的企业越是表现不满并支持政府的反华策略。）这个时候，企业、民众的态度表现均为强势，而两国政府往往会扮演调解者的弱势角色——发表友好声明，回顾合作历史，签订经济协议。这是政府必须扮演的角色。如果此时政府也采取强势，必然会造成经济两败俱伤，矛盾加剧，甚至演变成战争以武力方式解决。这是理智的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在相互博弈中，我们发现，这种经济抵制行为对经济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中美、中日的在彼此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大家都非常清楚，也许这正是我们抵制法货可能成功，而抵制日货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产品结构的因素我们可以考量一下。前面提到，我们可以大胆抵制家乐福的一个原因，是这种企业提供的服务是高度可替代性的，没有了家乐福我们还有大商。但我们从美日进口的多为高技术，不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这导致我们在采用这种经济抵制手段的时候先天底气不足。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对待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国家时，这种经济抵制将毫无作用。国家强势的政治声明更能鼓舞人心。例如在对待台湾问题上，我们曾经和一些非洲美洲不发达、新生国家产生过摩擦。一来经济上的少有联系，让我们无产品可抵制；二来这些弱势国家因为经济不发达或新生等因素，更加看重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此时例如采取断绝与其外加关系等单纯的政治手段效果会更加明显。

总结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经济抵制的能否成功的影响因子，来搭建一个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框架，用该框架说明对何种国家采取何种策略，以得到最优的效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类似产品抵制的非暴力经济手段，并不适用所有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是决定国家间政策的重要影响因子。不同的依存度将决定政府、企业、公众在事件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将在政府策略调节下发挥不同作用以使总体经济利益达到最优化。

在这一框架逐渐清晰的同时，我惊喜的发现，竟然与过去几年国济经济政治关系、政策变化，惊人的巧合。从而找到了过去被诟病的软弱的国际政策的内在成因。看来不是对什么国家都要强势的，不是所有的国家我们都要经济抵制的。公众、企业、政府是在不同情况下不自觉中扮演了自己或强势或弱势的角色而已。

另，根据这一框架我不得不得出一个不太能被我们接受的悖论。

很多人在爱国言论中提到，希望我们的祖国尽早强大起来，这样就可以站直了腰板说话（说白了应该就是要和日美强硬对话）。

但按照这一框架我们会发现，越是经济处于相对弱势，政府的政治态度会越强硬，（想想法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朝鲜、伊朗对美国的态度）以谋求经济利益；经济实力越发展，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政策越显软弱（这时候强势的是企业和公众）。

我国经济正好处于逐渐由弱到强的阶段，这些年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大家可以试着对对号。所以，除非一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才能重现政府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强势。

补充：法国这次为何如此冒尖？

我们来看下中法关系的经济贸易背景：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我国对法国的贸易顺差始于2003年的11.9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89.9%和16.4%，达22.6亿美元和26.3亿美元，占双边贸易的比重是12.8%和12.7%，2006年则保持26.3亿美元的顺差未变，占双边贸易的比重降为10.4%。但是，根据法国海关的统计，2004年和2005年法国对华逆差额分别达112.1亿欧元和150.6亿欧元，增幅分别高达28.1%和34.3%，2006年进一步升至158.9亿欧元，若换算成美元数额更大。法方的统计结果使得中国在2005年超过德国，成为法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逆差来源国，2006年中国仍保持着这一地位，对华贸易逆差占双边贸易额的49.6%。

   中法贸易统计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原产地规则下转口贸易造成的。首先是经香港地区转口部分占双方统计差额的近60%，其次经荷兰转口的部分也占一定比重，余下的差额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东欧、独联体及世界其他国家转口的。此外，海关计价标准及汇率变动等也是造成双方统计差异的因素。

   近年来，法国外贸进入新一轮逆差周期，2005年229亿欧元逆差曾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2006年又增长27.6%，达到292.1亿欧元。导致这一结果的首要原因是法国企业研发投入减少，产品竞争力衰退，国际市场流失；其次是未能抓住新兴经济体提供的贸易机会，及时扩大与中国、俄罗斯、东欧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第三是法国中小企业实力不足，未能像德国那样成功地动员大量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外贸逆差的不断扩大反映了法国生产能力的下降并影响到社会就业，目前法国的失业率在欧盟中仍位居前列，因此，法国政府在制订外贸政策时，焦点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贸易逆差问题。

   法中贸易逆差占其外贸逆差总额的54.4%，自然会引起特别关注。随着逆差额的扩大，双边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尤其是近两年在涉及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和鞋类等大宗商品问题上，法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由于法国产业结构改革滞后，近年来其传统产业受到了来自新兴经济体进口品的冲击，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45%为消费品，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取代了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和马格里布（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成为法国消费品的主要供货商，所以其相关产业和就业感受到的压力自然将矛头指向中国。为保护本国生产商的利益，法政府坚决要求对中国纺织品重新实施进口配额，并赞同欧盟委员会对中国鞋类产品实施反倾销，甚至还建议对中国的儿童皮鞋也征收反倾销税。这种情况必然会对未来双边贸易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予以关注。

看来好端端的友好国家，突然变脸是必然性的。很多不支持抵制家乐福行为的网友，强调中法人民过去的友好历史，亲切的称之为美丽的“中法友谊”。但事实上法国新一届政府的姿态实际上反映了部分法国普通公众的真实心态。当你把人家的饭碗抢走了，让人家饿肚子，人家会和你称兄道弟么？这种情况下，对方抢不回自己的东西，最容干出的事情不就是诋毁你的道德品质么（指责中国人权问题）？

我们只能再次感叹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